（一）
“爷爷，你看看我是谁？”
祖父抬起瘦削的脸，下陷的两腮使鹳骨显得格外突出。听到我的声音，祖父的眼睛闪起一线光亮：
“是素云吧？”
“不对，再想想，我是谁？”
“啊，”祖父的目光更亮了一些，接着十分肯定地说道：“你是小英。”
“对啦！爷爷，你说对了。”
祖父也高兴起来，“你是小英，是小英。”他又重复着我的名字。
“爷爷，我来考考你的英文单词，好吗？”
“好！”祖父干脆地答道，显出一脸庄重的神色，象将要应试的学生。
“书包怎么说？”
“书包是bag!”
“对了，那‘床’是什么？”
“是bed!”
“我再问您，灯怎么说？”
祖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吊在房顶的白炽灯望去，他的目光移动得缓慢，却闪现着一丝智慧的光芒。在祖父已去世的今天，我依然清楚地记着他当时的眼神，只要一闭眼，便历历在目。
“lamp!”祖父提高了音调。
“完全正确，是lamp，爷爷。”我为他的情绪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手。
在祖父最后的日子里，轮到我去医院看护时，我们常常这样一问一答地做游戏。祖父脑软化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因大脑中枢缺乏指挥身体的能力，他无法正常行走，一吃东西就被呛得咳嗽不止，除了祖母和我之外，几乎谁也记不得了。但他却记得他学过的全部外语：英语，俄语和一点日语。我守在他的病床旁，用英语单词同他消磨时光。
“好不好？”祖父突然问我。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十分柔和。
“什么好不好？”我没能领会他的意思，以为他想要什么东西。
“我说的好不好？”祖父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半张着嘴，露出所剩无几的残齿，眼睛竟是有些狡黠地眨了眨。
“说得好啊！非常好，爷爷。”
祖父的目光里多了一份满意，同时又升起一股顽皮。
“说得好啊！非常好，爷爷。”
祖父的目光里多了一份满意，同时又升起一股顽皮。
“那你怎么不鼓掌？”
“噢，我忘了，应该鼓掌。”我使劲地鼓起掌来。祖父又高兴起来，伸出两只长满褐斑的老手，随着我一起鼓起掌来。他整个人都放松着，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象孩子般地欢欣鼓舞。
望着祖父单稚的神态，我想，他是该开始又一个新生了吧？但不知怎么，我却从鼻子到心里都酸起来。
多年以后，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总是对自己说，“其实，我又何必径自难过呢？祖父已处在一种完全自然、单纯的世界里，那些曾经历过的奔波劳顿、失落的土地和财产、与人的争斗，以及晚年的暴躁乘张，都从他的心中消失了，此刻，他是纯粹的生命啊！”
（二）
祖父是以85岁高龄谢世的。
晚年的祖父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暴躁而多疑，经常辱骂祖母，甚至有几次险些将祖母打伤。现在想来，大概是他脑软化的开始吧？
祖母总要向我抱怨不止，严重的时候还流过眼泪，说：“这老头子要疯了！”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发脾气。”说这句话时，祖母的神情总是在凄然中带着些自豪。
那时候，养家的负担落在祖父的身上，老实、沉默的祖父只会靠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缓慢地得到提升。最艰难的日子，祖父用每月100块大洋的收入养活一个十一口之家——父母、老婆、六个孩子和一个妹妹。祖父回到家里，便在躺椅上一倒，闭着双眼，没有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大和他亲近，觉得他是个敬而远之的人。祖母则操持起全部家务，并能精打细算地在温饱之外为全家做起过年的新衣，也为自己置办些喜欢的首饰。
祖母一直信守着“钱不能放在男人手里”的古老信条，紧紧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祖父则诚实地如数上交每月的薪奉。他信任祖母，甚至有点敬畏祖母，毕竟这个媳妇一直尽心地侍候着年迈的公婆。其实，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躺椅里闭目养神的祖父还有什么要花钱的时间吗？
“也有一两次”，祖母曾透露，“他们两个同事邀他出去玩，能在什么地方？说去跳舞，我就不信。男人总是一样的。不过，你爷爷还算不错的。”
有一次，可能是因为祖父抱怨钱花得多了——那时候祖父有六十元的退休金，祖母是没有收入的，那是几乎每家都缺钱花的时代——祖母便使出严厉的一招：
“从下月开始，你管钱，我不管了！”
从未经营过家财的祖父很快败下阵来，两个月后乘乘地交出了财权。
祖父总是沉默的时候居多，和人寒喧总不过三、两句话，便没词儿了，既便是儿孙也找不出象样的话来谈谈。所以，家里的人多半是冲着祖母来的，进门喊过：“爸！”或“爷爷！”“外公！”便把他撇在一边了。
我因为是祖父、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尤为亲近些。每次我去看望他们，祖父都会放下手里的活，亲自跑到外屋：“英啊，回来啦？”
我因为是祖父、祖母一手带大的，所以尤为亲近些。每次我去看望他们，祖父都会放下手里的活，亲自跑到外屋：“英啊，回来啦？”
“回来啦，爷爷！”
“还好吧？”
“好！”
这句完了，祖父就没话了，但笑意还在脸上，嘴也半张着，似乎还象要说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我看，满眼里都是喜悦。然后就忙东忙西地为我做他并不熟悉的家务活，洗菜、买酒、开火，常以被祖母申斥而一声不响地告终。
祖父是沉默的，他不善言辞，这致使他在同人争吵时，因为拙嘴笨舌，而气得骂人。年轻时即使受了欺负他也极少与人相争，甚至与世无争，而到了老年竟动辙怒目，以致老拳相加，居然生出青年人的火气和不平来。
祖父总是无声地做他自己的事。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奇怪，又有些顿悟。晚年的祖父颇好“女红”，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刺绣，而只是用普通的棉线或毛线不停地缝着。缝他的帽子、毛衣、裹腿、袜子，直到买菜用的大布口袋。只要能找到的东西他都不放过，一针一线地缝，缝了一层又一层，缝了一遍又一遍，居然有很大的耐心，不理会祖母的指责，也不计较缝制的水平。缝好了，便很高兴地穿上、戴上或背上，自我陶醉了一般。
祖父半躺在窗前的床上，靠着被子，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玻璃窗照在祖父的身上，也照在他精心炮制的作品上，阳光里的尘埃仿佛一层迷雾笼罩着祖父。在朦胧中我觉得祖父在一针一线地织一张网，一张能把祖父罩进去的网，把祖父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密密的网。
我曾为祖父和祖母拍过一张照片，是一张很怪的照片。我的本意是想拍祖母站在她衷爱的石榴树下，却无意中将祖父也摄入了镜头。
照片中，祖母站在前景里，穿着洁净的白衬衫，身旁是那棵枝繁叶茂的石榴树，红花映着祖母的脸，祖母腰杆挺直，满面春风，笑容可掬，漂亮的大眼睛还留有旧日的风采，只象五、六十岁的人一般。祖父却是在阴暗的背景里，坐在一只小木凳上，双手托腮，目光迷蒙，谢顶使他的头发少得可怜，本来就很小的眼睛几乎看不出来，而皱纹却明显地爬在眼角额间，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在祖母高大、光彩的映衬下，越显出祖父的猥锁、沉默。
那年，祖母74岁, 祖父81岁。
（三）
“永远不要和岁数太大的男人结婚。”这是祖母给我的婚姻忠告。
“你还没老，他先老了，说也说不到一处去，玩也玩不到一处去，顶没意思了。”这是祖母对其忠告的解释，也是祖母对自身婚姻的总结吧？
祖父祖母的老家在辽宁海城的邓家台村，是张学良的老乡。按照祖父祖母所处的年代，其婚姻必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疑，但据祖母的说法，似乎是祖母的父亲（即我的太爷，先看中了住在同村后街上的祖父，请媒人前去说和，祖父家亦中意祖母人品及其郎中父亲的家境，一拍即和，遂成好事。
订亲还是在乡下，成亲时祖父已到哈尔滨工作，由其父母（我的太爷、太奶）回乡将祖母亲自接到哈尔滨。每次问及当时的婚礼盛况，祖母总要强调说：
“我可不是坐的八抬大轿，我们行的是新式结婚，坐着披红挂彩的小汽车，穿着旗袍，还请了好几桌席呢！”
“奶奶，刚结婚的时候，对于男女之间的事，生孩子的事，你已经懂了吗？”
“那怎么不懂啊？什么都懂。别看我们是乡下人，那也懂啊！”
祖母之嫁于祖父，实在是她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告别了那个被她称为“又穷又冷”的乡下，进了城，开始了跟随祖父走南闯北、十三次异其家的动荡生涯。祖父在海关工作，故而他们拖家带口地几乎住遍了从哈尔滨到上海之间的每一个港口城市：天津、唐沽、烟台、青岛、上海，最后定居北京，成了北京人。
到了晚年，每每与祖父争闹，或是受了祖父的打骂之后，祖母于愤愤不平甚至伤心落泪之时，曾对我恨恨地说：
到了晚年，每每与祖父争闹，或是受了祖父的打骂之后，祖母于愤愤不平甚至伤心落泪之时，曾对我恨恨地说：
“我们也就是父母指定的，如果那时候实行自由恋爱，谁会嫁给他呀！这个死老头！” “当年坐小汽车接您的那个小伙子可不是死老头子呀！”
祖母甚至还说过 “我们都老了，要是年轻几岁，我非和他离婚不可！”
“奶奶，您都七十多岁了，还离什么婚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呢！”我几乎是忍住笑说道。
祖母的话虽是在气头上说的，但也不无几分真挚，祖母的婚礼虽是新式的，但婚姻却是地道老式的。但老式婚姻也并非象祖母说的那么可悲，至少它使祖母脱离了封闭落后的乡下，并在哈尔滨、上海、北京、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里大开眼界，使目不识丁的乡下姑娘长成颇有见地的城市妇女。如果不是嫁给祖父这样在城里读书、在城里做事、又懂“洋文”的知识分子，也许祖母至今仍窝在那一片贫穷的土地上，也就不会有我来写这篇东西了。
但谁又说得准呢？
“我父亲见他在沈阳读中学，又在城里工作，这才定下了。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又穷，要不谁会给他家呢？！”
祖母的话不错，三世相传都是郎中，被村民们尊称为“先生”的太爷是不会将自己疼爱的、从小就没了亲娘的老闺女随便嫁给一个农民去受苦的，他连小脚都舍不得给她缠的啊！如果不是祖父，他也会给祖母选一户中意的门当户对的人家，也许是个财主？也许是个军官？也许……？那祖母的故事便会完全地不同了。
有时，不仅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甚至是因为别人的一念之差，整个历史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四）
祖母平生有三件恨事：其一，不能自由恋爱，以她活泼开朗之天性、富于领导（从小就是孩子头）、与人交往之才能，嫁了一个沉闷、封闭、不交朋友、不走亲戚的倔老头儿。
其二，伺候了十八年之久的儿媳妇和长孙与她反目。分家那天，祖母流下了眼泪，那是我从出生100天跟她以来，第一次见她流泪。
其三，从小未能上学，几乎做了一辈子文盲。
“我想起来就恨”，祖母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时候不让女孩子读书，说白花钱。”
“奶奶，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胡说，他们怎么不“德”呀？！唉！我要是能写会算，出去工作，比谁差来？老赵都当了售货员，我能比不上她？！”
祖母一直不服这口气。50年代，祖母参加过“扫盲班”，认了几百字，也能算个加减法，可惜没坚持下去，因为大孙子出生了，她为了带孙子，牺牲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而这机会不复重来了。所以，祖母对于儿媳的“背叛”尤感痛心。
祖母一直不服这口气。50年代，祖母参加过“扫盲班”，认了几百字，也能算个加减法，可惜没坚持下去，因为大孙子出生了，她为了带孙子，牺牲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而这机会不复重来了。所以，祖母对于儿媳的“背叛”尤感痛心。
不识字，没文化，这是祖母一生的遗憾，也是她的痛处，象她这么一位悟性高、见识广、聪明又能干的女人，居然有这么一个没法挽救的缺憾，祖母觉得冤枉极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祖母坐在电视机前看京剧，我坐在一边读书。因为字幕闪得太快，祖母跟不上，刚刚慢吞吞地念了两个字，一晃就到了下一句。所以，祖母便不断地问我，要我读给她听。当时正在初尝少女情怀的我一心牵挂着那个并不出色的男孩子，心情不好也不太耐心，几句之后竟不耐烦地抢白说：
“哎呀！您别老问了，自己看嘛！”
祖母愣了几秒钟后，幽幽地说：“我不是没文化嘛，哪象你们识文断字的！”说完，祖母关了电视就上床躺下了。
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也没多想，直到听到祖母的啜泣声，才后悔起来。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祖母流泪，而且是因我而起，真让我后悔莫及。
“奶奶，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不对，您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呀！”
我一边哭诉，一边搂住祖母的肩头，悔恨几乎击倒了我。
许多年过去了，祖母仍不断地说起：“我一生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学，不然，我也能出去工作，我干得不比谁差！”
“那当然，奶奶！”我总是这样安慰她，“您虽然没上过学，但是您把六个孩子全培养上了学呀！四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这成就还不大吗？比那些上过学的人还伟大！”
每次听到这些话，祖母脸上便会浮现出笑容来：“那倒是。你爷爷不想供孩子们上学，我就是不听他的。我说，我没文化就够倒霉的了，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也没文化！再穷也得供他们念书。”
我不知此时祖母心里是不是能感到一些满足，而这满足又是否能抵消一些我曾给她造成的伤害。但无论如何，一想到那个晚上我干下的蠢事，就忍不住泪流满面。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无论用多少悔恨也弥补不了。
如果说祖父还有让祖母佩服的地方，那就是祖父的学问了。虽说按如今的标准，祖父至多不过是个技校毕业的小知识分子，但在祖母心目中，祖父也算得满腹经纶了。
记得我们小时候，每遇有什么生词难字，或有什么算不清的账，祖母就会十二分信赖地说：“问你爷爷（姥爷）去！”而祖父亦能不负其望地给一个正确答案。这种时刻，祖父往往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情。
更让祖母心口皆服的是祖父的“洋文”，尤其是英语水平，因为祖母在上识字班时，因为全班念不好“捷克斯洛伐克”而着实让教师急过一阵子。
祖父在晚年所做的一件大事是自编了一本“汉英常用词辞典”。这是我替祖父取的名字，而实际上是一个记了几千常用单词的日记本。当收音机里开始教授《英语九百句》，人们不再把会英文的人当成特务来怀疑时，祖父已退休近二十年了。一本《英汉词典》成了他的床头读物，而当我或真心或故意找些英文单词去问他时，祖父总显得十分兴奋，问一答三，举一反三，不厌其烦，我从他眼中看到的分明是一种迟来的成就感。而这时祖父的话也显得格外地多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祖父开始在一个塑料皮的本子上抄写英文单词；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祖父的本子上有了按拼音排列的顺序。
“爷爷，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看，这可有用呢！我把常用的单词的中文意思写下来，按拼音排好，你不用问我，一查它就知道了。”
祖父不知道外面早已有了《汉英词典》吗？不，他知道，但他说他编的是最常用的，查起来方便。其实，祖父只是按大类分了，查阅并不方便，但我依然后悔未能在祖父有生之年多多地查他编的词典，并且告诉他是多么地方便、实用。
祖父是一个小人物，一生谨小慎微，老实做人，不善交际，也没有知心朋友。关于祖父没有朋友的问题，家中还有一段趣事。
祖父年轻时曾有一位同事和他过往密切，堪称朋友，可这人却常占祖父的小便宜。及至有一次，这人“嫂子”长“嫂子”短地从祖母处借了几十块大洋后，便了无踪影了。
“这就是他的朋友！”祖母负气又揶揄地说，大有“怒其不争”的劲头。
祖父遂失了唯一的朋友。祖母又没有与祖父共同的志趣、爱好。看电视吧，祖父看不懂外国片，又不爱看国产片，只有京剧、足球合他的意，却偏偏又是祖母嫌闹；种花养树吧，祖母怕他猛肥强攻，以“老头尿”代替“童子尿”，把好好的花木烧死，常为此起争执，甚至分他一棵，任其为所欲为，其余皆不许碰；祖母每日有一群老妪游戏，下棋、打太极，逛市场、聊闲天，祖父则除了遛早和缝缝补补之外一无所事。所以，这小小的英文词典竟成了祖父的一位知心友人。他每天埋头写呀，抄呀，还不时地自言自语，祖母谓之曰“捣鬼”。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吸引着祖父，引他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有没有朋友并不是问题。
祖父在灰暗的灯光下周旋于二十六个字母之间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过往日月中曾怎样流利地说过它们、写过它们，并因了利用它们而查获过外国的走私货，从而得到过一百八十块大洋的奖励。而那些钱呢？祖父在写下money（钱）和land（土地）这些词时，可曾想到曾属于他，却无缘踩上一方寸的土地吗？
（五）
“你爷爷到死都惦记着那块地呀！”
真的，一百八十块大洋不是个小数目，对象祖父这样一个老老实实的小职员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银行是不可靠的，况且他们在青岛时，已因银行的倒闭而吃过大亏，所以，祖父同祖母商量的结果是在老家买一块地，一来可以保值，二来万一有一天祖父失了业，全家十一口人也好有个退路。
在国人的心目中，无疑土地是最稳固可靠的投资了。股票可以暴跌，钱可以成为废纸，金银手饰可以贬值，银行工厂可以破产倒闭，房屋楼宇亦可毁于战火，唯有土地，无论经过怎样的摧残、磨难、天灾人祸，无论变得多么贫脊苍凉、满目疮痍，它都会静静地存在着，不会消失，不会减少，看得见，摸得着，当你用双手捧起泥土时，会有真实到可触摸的占有的感觉。
祖父拥有过自己的土地，虽然不多，算来至多也不过十几亩，但它是属于祖父的，是用祖父的大洋买来的。但确切地说，它并不曾真的属于祖父。这并非是说自从买了这块地，祖父祖母都不曾踏上它一步，（由于祖父的工作难于脱身，更多地由于祖母对其家乡的不喜欢，自从嫁了祖父离开老家后，他们只回去过两次，那也只是在婚后的头几年中）而是因为这块地本来就是以祖母大哥的名义买的，那时大哥是地道的农民。也因了这一缘故，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大哥顶了这块地，竟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年迈的老父也因此被逐出村子，过了一些流浪的日子。好在纯朴的乡民一向尊敬这位治病救命的老中医，走到哪个门口，都能舍口饭吃，倒也没受太多的苦。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侄儿侄女们说给已定居北京的祖父、祖母听的，事情早已过去多年了。不知一直不思家乡的祖母做何感受？至少祖母的老父、大哥、二哥和姐姐先后以80岁以上高龄谢世，祖母都是得来很迟到的消息。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侄儿侄女们说给已定居北京的祖父、祖母听的，事情早已过去多年了。不知一直不思家乡的祖母做何感受？至少祖母的老父、大哥、二哥和姐姐先后以80岁以上高龄谢世，祖母都是得来很迟到的消息。
祖父是从收音机里渐渐知道“土地承包”、“责任田”、“把土地还给农民”这些说法的。他试探着同祖母讨论他们那块地的问题，被祖母严辞驳回。
“你想什么呢？你在北京，人家还能把地给你呀？就算给了你，你能回去吗？你能干活吗？你还有力气侍弄吗？你别净想歪的，这地给了国家，不是一样的嘛！”
没进过学堂的祖母申明大义、通明事理。祖父眨着眼睛，似是想不通的样子。那明明是他的钱买的地，既然国家把土地还给农民，为什么他不能要呢？可祖父早已不是农民，他拿了国家二十五年的退休金撒手去了。
到了晚年，家里的生活日渐好起来，祖父的退休金也长了一倍多，祖父却悄无声息地开始操起捡破烂的营生来。
我小时候，几乎每家都过着勤俭的日子，过年的时候吃炖肉、吃糖果，都让人垂涎三尺。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柳条筐，平时有什么废纸都放在里面，满了就压上一压，又可装一些，待真的满了，祖母便会找出破旧的小孩车来，我推上这一筐废纸，连同一些瓶瓶罐罐，到离家不远的废品收购站去，回来时手里捏着卖得的几角钱，心里美滋滋的，那时一张电影票才五分钱，我过年的压岁钱也只有一块。祖母的规矩是，谁去卖破烂，钱就归谁，但如果超过一块钱，祖母则会收去一些。我曾因这几角钱和一个小钱包，思想斗争了好几天。这些事想来亲切又心酸。
“这老头子真疯了，家里也不缺钱花，你捡什么破烂呀！让邻居看了说儿女不孝顺，不给你钱花了，这不是丢人吗？”
祖父对祖母的抱怨不予理睬，他每天背一个大布口袋，出去遛早，回来时便带回些铁丝、绳子、硬纸壳之类的东西。
祖父并不缺钱用。祖母每月留给他零花钱，他自己买点心吃，祖父早戒了烟，也不喝酒，没有其他花费，况且节俭一生的祖父是不会乱花钱的。祖父也曾无意中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贴补家用”，可他并不去卖掉捡回的东西，只是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把那些绳子用水洗净，晒干，一一卷好，存放起来。
“你爷爷是穷怕了。”这是姑姑的解释。
祖父到了晚年，记忆力衰退得厉害，但对早年的事却记忆清晰，并且说起来头头是道，只可惜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倾听。祖父的脑海里，那些过往岁月中工作的压力、感情的空虚、生活的紧俭、钱财的痛失，一定比后来生活的改善来得清晰、深刻，以至他下意识地做些“有备无患”的举动。并且，他惦记着那块土地，那块本该属于他的土地，是他用一百八十块大洋的奖金买下的，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了。
（上）
